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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G真实传媒纪录片产业的探路先锋

发布时间:2021-01-07 20:00:17 阅读: 来源:计算器厂家

“所有人都很意外,MIDA最后达到了72%的票房。”MIDA执行主管、SMG纪实频道副总监干超还记得,MIDA开幕前,他们去各大影院谈放映时情况并不理想,“几家的经理都很犹豫,他们不敢相信会有人掏钱买票看纪录片。”

真实的情况是,在开幕影片《外滩》的首映式上,原本可容纳320人的放映厅内人头攒动,连过道都被坐得满满当当——如此火爆的观影场面出现在向来“小众”的纪录片场次中,让到场的导演们意外而感动。一位当天在场的纪录片导演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当我走进影厅,发现过道已经很难穿行了。我其实是有票的,但看到如此热烈的场面,我宁愿把这个座位让给观众。”

其实,中国纪录片界向来不乏卓越之作。但纪录片市场多年来却面对着少人问津的冷清局面。在各类商业大片、娱乐节目喧嚣之时,中国纪录片总是陷入“国际上屡获大奖,销售上愁云惨雾”的怪圈。

今年,MIDA所创造的热度,对纪录片人而言无疑是久违了。干超特意关注了欧美媒体对MIDA的报道,他们认为,“MIDA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亚洲纪录片传统和标准的代表,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纪录片投资平台。”

MIDA所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展映纪录片那么简单。它最终的使命是要打造一条纪录片产业链。在这些背后,则是SMG“真实传媒”逐渐显露的峥嵘之势。

新名称,大目标

“MIDA影展在普通观众中的反响非常热烈。我们在豆瓣网上有一个活动列表,那段时间同城活动的排名里,MIDA的关注度一直维持在前两位。”做纪录片导演出身的干超明白,纪录片唯有普及大众,成为一种文化消费,才有可能考虑打造产业链的问题。

从2006年起,SMG纪实频道开始创立“真实中国·导演计划”,与影院合作,隔周放映纪录片,并邀请在国际上获奖的导演到场交流。干超认为,这种交流不仅让体制内外的纪录片导演相互沟通融合,更培养了一批固定的纪录片观影人群。今年,“真实中国”悄然转身为MIDA,其一炮而红,恰是观众对纪录片热情积累多年后的集中释放。

MIDA的成功不是无源之水。其背后,是纪实频道的最大运营商“真实传媒”历年来在经营运作和艺术创造上的佳绩——纪实频道自2002年成立以来,自制节目的生产量增长10倍,并斩获100余次国内外大奖;在全国纪录片生产普遍亏损的低迷情况下,纪实频道2008年的广告创收达到1.3亿元人民币;在SMG十类节目板块销售中,纪实类节目位列前三名。

SMG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将MIDA在纪录片产业上的意义归纳为三个关键词:平台、销售和投资。他认为,国际性是纪录片的强烈特征,这也就要求纪实频道为纪录片提供更为宽广的营销、展映、播出和交流平台。

若以MIDA为焦点,纵观整个纪录片产业,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下称“SMG”)的战略和眼光自然不可忽视。实际上,SMG对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布局酝酿已久。从市场运营到纪录片生产、再到更深层次的组织结构调整和平台开拓,如抽丝剥茧般层层推进。

通过MIDA,SMG将一批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纪录片展示到观众眼前,也将“真实传媒”推到了纪录片产业跳板最前端——其目标,是打造亚洲最大的纪录片平台,并成为中国的Discovery。

开拓纪录片的平台

作为中国第一家以纪录片为特色的专业频道,SMG纪实频道为中国纪录片事业的整体复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样本——用三年时间扭亏为盈;2005年至2007年之间,广告收入增长73%。

“如果接下来,我们能得到一些支持,让市场覆盖面更广,我们的商业模式和产业链应该能够更上一层楼。”在谈及纪实频道未来蓝图时,SMG总裁黎瑞刚如是说。

要成为中国的Discovery,需要更宽广的平台与更多的投资。目前,纪实频道遭遇的最大制约,是受传播平台的空间限制。目前,中国有几家纪实类节目的专业频道,但影响力都仅限于本地。有限的地方经济和观众资源,受局限的传播效应,必然导致发展瓶颈。

“中国纪录片现在缺少一个大的播出平台,也缺少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从事纪录片编导工作20多年的应启明,可以说是中国纪录片行业发展的全程经历者。在他看来,现在纪录片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平台的开拓。他认为,播出平台的局限与纪录片本身具有的国际化属性背离。播出平台的限制,对于纪录片的制作质量、定价体系、投资回报率都产生了限制。当前,摆在应启明面前的道路很多:“我们可能成立院线,也可能做上星计划,还有数字电视等这些平台。”

与国内其他地方性纪录片频道相比,应启明觉得,SMG纪实频道的优势在于“拥有大批高端品牌的广告客户”,其观众群多为35岁至55岁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中年男性,而这些人恰是高端广告客户的目标群体。

黎瑞刚也认为,如果纪实频道能有上星的机会,“受关注面会更大,也能由此拉动纪录片产业。”通过卫星快速增加覆盖率虽然便捷,却也是巨大的挑战,“上星对于纪实频道来说,是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商业模式。上星的落地费用一般在1亿元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频道的运营成本。”

尽管如此,黎瑞刚仍对纪录片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的纪录片经历这么多年的运作,已经逐步走向了这样一个阶段:纪录片已经成为具有盈利能力的一个电视节目样式。它逐渐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也逐渐吸引了很多优质广告客户,带来市场回报。从运营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加大投资力度扶植纪录片的发展;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我建议政府能够制订政策,促进这个层面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对纪实频道上星的适当考虑。”

紧握人文理想

“纪录片是比较高端的传媒产品。如果它在图书里,就属于知识类读物,不是通俗的畅销书。”黎瑞刚对纪录片的定位看得很明晰,“即便像Discovery这样的频道,做得再成功,在商业上的成绩也没法跟迪斯尼比。”

对于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水准,黎瑞刚有充分的自信,“我们做政论型的纪录片,做文人情结的纪录片,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如果要说差距,我们在纪录片的类型化生产、工业化生产和产业运作,以及在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品牌化的方面,还有很多要借鉴学习的地方。”

立足SMG的发展全局,黎瑞刚一直在贴合上海这座城市的受众基础和思维体系,寻找适合SMG发展的优势——创立“第一财经”品牌,是为贴近上海的金融中心定位;打造“星尚传媒”的时尚帝国,是为贴近并引领上海的城市风尚;而今的“真实传媒”,又以人文定位吸引东西方的文化资源,在SMG纪实频道的平台上交汇融合。

“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在打娱乐牌。在中国,这已经是红海一片。我们要弹跳,就要找到自己的特点。”黎瑞刚认为,打造纪录片产业链正是SMG的下一步计划,“SMG拥有资金支持和经营能力优势,也拥有一批有抱负、有才华的纪录片制作团队——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制作团队能够自己制作节目,也可以调动社会力量去拍纪录片,由我们来控制流程、成本和质量,控制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电视台的播出平台资质只是一种垄断优势,但不代表拥有核心竞争力,只有掌握内容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才很难被取代。”

纪录片编导是黎瑞刚离开象牙塔后的第一份职业,这位曾经的纪录片人、现在的SMG掌舵者感慨:“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纪录片中的文人情结很重,人文气息很浓。很高兴,这几年出了像《红跑道》、《外滩》这样优秀的纪录片。一个纪录片频道需要这样有充满人文关怀的片子去支撑,这代表着‘真实传媒’的人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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