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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文石刻遗址改写苗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定论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3:34:26 阅读: 来源:计算器厂家

城步石刻考古的最初切入点,在于对更多苗文石刻遗存的发现及其性质、年代等的考证。现阶段发现的苗文石刻、图符石刻和其他图形石刻等遗存点,已达到92处。

据 “光天化日”等大字石刻的可考纪年、试掘所发现的多件文物残件,专家初步确定了苗文石刻的年代上限、下限问题。

岩画的发现是城步石刻考古工作中的新收获。它既填补了省内该项文化遗产的空白,也可能成为探讨沅水流域白陶凤鸟文化源头的重要参考。

卷首语

湖南长沙,开福区东风2村巷18号。一扇有些陈旧的铁门,一幢毫不起眼的6层小楼。这里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走进铁门,不远处巷口的热闹立刻被屏蔽,小楼里太安静了……

但它的安静背后,有你想象不到的另一种惊心动魄:这里有一群考古专家,潜行在大地深处的时光暗流里。大地充满秘密,他们要和哪怕最遥远混沌的时空搏斗,像豹子一样迅猛地捕捉、攫取每一种声音、动作与气息。他们是一群湖南大地上的“福尔摩斯”,不放过时空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穿越重重迷雾,破译大地深处的秘密。

2009年,曾和他们一起,为您讲述过湖南“老祖宗的那些事儿”。这一次,我们要和您一起走进福尔摩斯们的考古“探案”现场,追溯湖湘大地上那些神秘的洞穴、城堡、石像……

让我们在谜团与真相之间,寻找和发现湖湘文化之根。

探案卷宗一号

国家考古项目之“城步苗族古文字”

地理方位

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陡冲头行政村地界。

案情简述

苗族是中华大地的古老民族之一,是三苗国和楚国的创国民族。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湖南苗族人口超过200万。这样一个有着绚烂历史文化的民族,却有着不为外人道的伤:苗族一度被认为只有语言,而缺乏本民族的文字。

20多年前,邵阳城步一个初中少年,无意间在山林间发现了看不懂的“天书”。

20多年后,当他将秘密告诉给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专家们时,一个可能改写上述苗族历史定论的发现被揭开:少年发现的“天书”很可能是已失传太久太久的苗文。

苗文是否真的存在?城步少年发现的“天书”就是苗文吗?这些文字有何用途,表达何种意义?苗文为何一度消失,古老苗文的使用者去了哪里?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吗?

探案大事纪

2011年5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时任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黄周凡报告“案情”。

2012年1月,邵阳市文物局将“案情”汇报给湖南省文物局。

2012年3月4日,湖南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熊建华陪同南方少数民族文字专家李庆福教授、历史学专家李绍平等一起来到陡冲头考查“探案”。记者随行采访并独家披露。

2014年,国家文物局将城步苗文石刻列入年度考古发掘计划。6月下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顺东带领考古队进驻陡冲头村。

2015年1月20日,吴顺东在“2014年湖南省考古汇报会”上,揭开诸多谜底。

壹 发现:邵阳城步惊现神秘古文字

20年前,城步少年和他发现的“天书”

位于湖南西南境的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自古便为南楚与百越相交之城,有“南楚极边”之称。从县城往西20公里,是层峦叠嶂、溪涧纵横的丹口走廊。再往西南走约15公里,便到了一个名叫陡冲头的行政村。

陡冲头村山高林密,西面是高耸如云、海拔1768米的观音山,东面则是两条沿溪水呈阶梯状分布的山坳。

黄周凡自小便生活在这里。上个世纪80年代末,黄周凡还是个读初中的孩子。一天放学后,他背着书包在山坳里砍柴、嬉戏,累了就顺势躺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手抚摸石头,黄周凡触到了越来越多凹下去的痕迹。当他翻身,细细扒开石头上的杂草,奇奇怪怪的刻痕全部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还是初中生的黄周凡料定这些像蝌蚪样的雕刻是文字,可他一个字都认不出来。黄周凡立马收拾好背包和篮子,飞速跑回家,将刻满天书的石头告诉了父辈及村里的长者。但长者们都不知道刻着文字的石头一事。从此,石头和石头上的“天书”一直困惑着这个少年。直到工作后,他还写过一篇《城步惊现天书》的文章,但并未引起重视。

当黄周凡再一次在陡冲头的山坳里邂逅刻满文字的石头时,20多年过去了。2011年5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黄周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普查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似篆非篆、似汉字非汉字,还夹杂部分符号与印章文字的石刻,没有一个人认识。随后,邵阳市文物局组织相关专家先后三次深入陡冲头村进行实地考察。随着考察的深入,十余块刻着文字的石刻被发现。将石刻上的文字与已经收集到的少量古文字资料对比分析,专家有了一个完全颠覆人们认知的推测:这些大石块上的文字可能是古苗文。

而在过去,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苗族自古以来,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证据显示,苗族文字消失不超过300年

苗族是中华大地的古老民族之一,曾经是三苗国和楚国的创国民族,有着自己丰富的语言。苗族使用的近代文字,多为外籍传教士创制。新中国成立之后,苗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在1956年制定了苗文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方案。

而苗族的古文字像一个神秘的谜团沉寂了太多年。苗族真的有自己的文字吗?如果有,苗族古文字长什么样?

一本重要的史书的出现,为寻找苗族古文字,弥补苗族文化缺失的最重要链条带来了曙光。

这是一本叫作《峒溪纤志》的古代书籍,为作者搜罗各种有关今滇、湘、川等地区少数民族资料后编就。作者陆次云,字云士,浙江人,生活在清康熙年间,生卒年月不详。在《峒溪纤志》中,陆云士专门保留了“苗书二章”,他写道:“苗人有书,非鼎钟,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录其二章,以正博物君子。”陆云士收录的是“铎训”和“歌章”两篇文章。从辑录的古苗文来看,文字由横、竖、撇、捺、点、弯勾等笔画组成,这些文字形成了一种比较科学、系统的体系。

陆次云收集古苗文的时间可追溯至1722年,距今293年。这说明,苗族文字消失不超过300年。

城步苗文石刻与《峒溪纤志》所载苗书的结构式匹配,成为苗族文字存在的实证。但这些被发现的城步苗文,表达何种意思?有何用处?是什么年代,什么人创制了这些文字?一个个谜题仍然困扰着苗族同胞和文化学者。

少年黄周凡无意间发现石刻的区域,多年后被命名为陡冲头苗文石刻遗址,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了2014年度的考古发掘计划。2014年6月下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顺东带领考古队进驻陡冲头村,进一步寻找谜题的答案。

贰 发掘:20余处文字石刻“现身”

苗文的产生没有离开汉字这一母体

城步考古活动有两项并行不悖的工作: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已知石刻遗存;依据核心区关键石刻的空间分布规律展开外围石刻的大面积搜寻。

不下雨的时候,吴顺东喜欢叫上向导,背个包,拿条木棍去山上转。他给自己提了两点要求,一不能被毒蛇咬到,二不能受伤。

经过数月的勘探,考古队发现了文字石刻20余处。这些石刻大都分布在陡冲头村第一村民小组地界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苗文石刻,位于龙家河中下游、大水溪中上游的漫坡地带。

从镌刻工具到字形字体考察,考古专家认定这些苗文石刻文字包含古体、近体、变异体等三个门类。现存数量方面,近体为最,古体次之,变异体又次之。其中,发现的近体苗文体系,总字数约140字。文字笔触刚劲有力,造字方式大多是在汉字的原型上增减笔划构成全新的字。

专家发现的唯一存世的古体苗文,位于金鸡湾至水口古道口,总字数20个。文字笔画古拙,具有强烈的图形文字意味。

在吴顺东看来,无论哪种门类,苗文的产生都没有离开汉字这一母体。三者的差别,特别是古、近体的差异,跟日文平假名与片假名之间的差异倒很有些相似:前者走的是圆润路子,后者练就的则是“钢筋铁骨”。

石刻就像一本图书,汇集后形成大山里的“小型图书馆”

摸清了石刻的数量、文字的门类,考古学家接下来要解决的谜题是:石刻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苗文石刻的年代上限与下限是何时?

在大山里搜寻的前三个月,吴顺东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内容最重要的石刻,无一例外地位于近古时期的关键路口。

这到底隐藏着何种线索?

吴顺东将这些重要的石刻拍照、拓片、归档。他仔仔细细地琢磨着石刻上的文字。其中,能够清楚识别的文字有“王”、“吴”、“杨”等,而这些文字的后面均跟着一个“所”字,谜底呼之欲出。

“可初步释读的内容,可能涉及当时的居民点,或者指示各处山产、地产的法定拥有者。”吴顺东认为,石刻本体确实包含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这种类似指路碑似的内涵。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读懂所有的苗文,但是近体苗文中,包含了一些本意上和汉字没有太大差异的内容,譬如前述的姓氏。”

吴顺东进一步猜测,石刻包含了传播知识、传播民族文字的功用。这类似于东汉的熹平石经,它是中国最早的刻于石碑上的官定儒家经本。

以陡冲头行政村为代表的苗文石刻遗址核心区,具有高山、高寒、高海拔的环境特征。哪怕是现在,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也十分不易。而在古时,对于善于攀爬的原住民来说,也可谓“望山跑死马”。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设想,“雕刻的石刻就相当于一本图书,交通路口的各种石刻汇集后,相当于建了一所小型的图书馆。这是一种稳定的读书识字的传播方式。”吴顺东解释。

按理说,这座天然的图书馆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规模越来越大,但为何文字石刻的数量停留在20余块呢?而且为什么要刻在这么交通不便的地方呢?数百年前,这里的乡民又曾经历怎样的故事?

叁 追溯:200多年前的文字劫难

清廷曾永远严禁学习和传承使用苗文

在城步白竹山、大水溪一带,湖南省考古所的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些与前述苗文内容完全不同的石刻。辨别这些石刻文字,专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上面书写的“光天化日、月圆之夜”等内容属于标准的汉文体系,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汉字没有什么不同。专家解释,这是一种宣传标语,教化当地百姓做事要光明正大。

标准汉文体系的石刻与前述苗文石刻之间,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分界线。

据“光天化日”等大字石刻的可考纪年,专家初步推定该地区存世的苗文石刻的年代下限即两类石刻的分界时期——清乾嘉之际。至于古体苗文石刻的年代上限,专家们参考此前金鸡湾、新屋边勘探发现的多件宋代瓷器残件,暂定为南宋。

为什么两种石刻的内容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清乾嘉时期,这里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清代《宝庆府志》、《城步县志》有过详细的记载。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城步爆发了以苗族头领粟贤宇、杨清保领导的大起义,无数苗民揭竿而起,为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奴役与剥削而战。陡冲头村正是城步历次苗民起义的核心地带,距清代粟贤宇、杨清保领导的苗民起义发起地长安营仅一山之隔。

起义长达3年,声势浩大,但终因寡不敌众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二月失败。在这次苗民起义中,苗军运用苗文印制了大量的文告、手札、书信、印信和图章,这些文字“形似蝌蚪,似篆非篆,毫无句读可寻”,只有苗军能识。

直到此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才认识到这种似篆非篆的文字,实为城步苗民内部使用的特殊文字——苗文。其后,清政府在城步苗族聚居区实行屯田养兵,编联保甲,并采取了五项高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消灭苗文,以防止苗民使用这种文字再次举事。起义被剿灭后,乾隆皇帝特意下旨:“从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销毁,永禁学习。”于是,朝廷对苗族聚居区进行挨家逐户的全面搜抄、清查、销毁,永远严禁学习和传承使用苗文。

苗族先民回家之路:我还要像鱼一样回游

清朝廷视苗文为洪水猛兽,造成了一场文字灾难。吴顺东说,苗文本体在乾嘉时期苗民起义后不排除仍有短时间的存续。但这种存续非常隐秘,应该仅限于长老群体内部的低频率交流。“不过,这已经没有意义了。使用过程中,苗文会随着原有为数寥寥的传承人的去世而逐渐销声匿迹。这是苗文从历史上突然消亡的根本原因。”

专家认为,在这场持续三年、血雨腥风的战争后,大部分幸存的原住民会走上迁徙的道路。问题是:他们会去哪儿呢?

在和当地人聊天中,吴顺东特地抛出了这个问题:“根据你们当地的传说,有没有听到当时的苗民去哪儿了?”长老不假思索地回答:“跑广西去了。”

事实上,在考古队员展开的苗文石刻外围考察活动中,他们发现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的梯田耕种模式与城步非常相似。吴顺东想,当年的原住民是否会沿着山脊线迁徙到广西与湖南交界处,比如说神秘莫测的十万古田?

专家进一步推测,在迁徙的过程中,原住民一定会留下某些印记,包括苗文。吴顺东解释:“他们应该有一种强烈的意愿:离乡背井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们终将归来,就像鱼儿一样,回游到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老地方。”

那么,原住民们是在沿途哪些合适 、隐秘的地方,留下一些文字或者是图画作为他们回家之路的指示呢?

这是专家们的猜想。这也和苗文石刻的进一步解读一起,构成了城步苗文石刻下一步考古工作的重心。

而此次考古令吴顺东更兴奋的收获是,发现了岩画。

这是南方地区极其罕见的岩画群。其形象包括水生、陆生生物,最远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后期的岩画则与苗文石刻同步。

一个更大的悬念与谜团出现了:是谁留下了这些岩画?苗文石刻与岩画有什么关系?

真相,仍在时光的迷雾中等待捕捉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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